语言的帝国主义
语言的帝国主义（De l'impérialisme linguistique），Emmanuelle Loyer
书评：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 《世界语言：翻译与统治》（La langue mondiale. Traduction et domination），巴黎，瑟伊出版社，2015年。
Emmanuelle Loyer, « De l’impérialisme linguistique », La Vie des idées , 22 février 2016. ISSN : 2105-3030. URL : http://www.laviedesidees.fr/De-l-imperialisme-linguistique.html
十五多年前，也就是1999年，帕斯卡尔·卡萨诺瓦[1]逆势而上，打破人们赋予文学世界的美好印象，援用实例来说明，文学的共和国是制造“共性”（l'universel）的全球性工厂，这个工厂由多个中心（centre）和外围（phériphérie）构成，它有自己的“本初子午线”，它内部还有竞争性对抗。
从文学的语言到实用的语言（langue tout court）,作者的见解仍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当代的良好意识（la bonne conscience）和形式语言学都以语言之间的平等为前提，语言的多样性被认为是应当保护的珍贵财富；然而事实上，每年都有几十种语言消亡。无论怎样，今天和过去一样，我们都有一门全球语言，它作为通用的交际语言，从多门中心语言（langues centrales）和外围语言（langues phéiphériques）中脱颖而出，努力存活在国际舞台上。这本书不厚，观点却很辛辣，置身于辩论之中；它的看点在于，它认识论上的基础假设清楚明了，它相比其他温和论调犀利地分析了问题，最后它的结论实事求是。
热爱语言、但常常被迫接受在职场上或在马路上说英语的法国读者一定会在这些作者披露的矛盾现象中认识到自己的困境。他们甚至可能从中提炼出一种实践上的语言道德观。
语言交流的社会学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是说法语的非法国人（francophone），法语曾是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末期间的世界语言，而她的语言如今被英语这门继法语之后二十世纪新的世界语言挟制。她表示，虽然过去的统治者地位不复存在，但现在弱势立场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通过这一立场，我们可以思考语言霸权的条件和限制。名利也不过如此，因为所有一切，包括世界语言的统治，都会成为过眼烟云。根据大量语言历史的研究工作，她用简洁但详实的历时性调查揭示了这一点。作为宗教语言以及从古典时代延续至文艺复兴的知识语言，拉丁语的统治地位被法语替代，随后于上个世纪被英语替代，最后可能被中文替代。但这还不确定。
紧紧依靠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这个语言交流的历史社会学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发现，也确有能力揭露问题。这样看来，世界语言并不必须是代表经济或政治力量的语言。虽然古罗马人统治当时的世界，希腊语仍是精英阶层掌握的“双语”中的另一门语言。无独有偶，法语直至二十世纪初仍为国际交流的语言，尽管那时的大英帝国已经处于其实力巅峰。
结构分析揭露的这个“惰性”效果，即是本书对卡萨诺瓦口中的“翻译活动”（opérations de traduction）、“双语主义”（bilinguisme，即一名译者对两门语言的使用）、“双层语言”（diglossie，即两门功能不同的特殊语言的使用，譬如宗教语言、科学语言、政治语言，等等）的新的认识。上述现象通常被当作躲避世界语言霸权的方式，而实际上它只能强化霸权。
事实上，对个体而言，世界语言的使用得到了重视，它向使用者保证了它的权威；对集体而言，双语主义与摒弃翻译是统治最明确的指标。世界语言很少翻译。它的国民很少使用其他语言。相反，一门语言越是小众，它的使用者越是使用多门语言，翻译活动越是丰富。今日的英语确实是这幅景象；十八世纪法语占统治地位时也是这样。
语言的国际视野
所以当我们谈论翻译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本书的第二个看点是，它整理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翻译理论，客观描述了语言国际视野的现状，还参考了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çois Hartog）提出的“历史性的多种体系”（régimes d'historicité）。从这一角度看，拉丁语直至中世纪晚期数百年的统治正是依靠了那些古代作家作为不可僭越的时代典范不被质疑也不容置疑的权威。历史衰落的悲伤情绪消逝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十六世纪的人们渴望通过积极地向古典时期探索以辟新径。杜伯莱（Du Bellay）通过《法语的维护与弘扬》（La Def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oyse）成为了对古希腊古罗马作家进行翻译、吸收、模仿的领袖角色。模仿古典时代作家，即翻译他们的作品，然而这要悄悄地进行（不引述作者之名）。最终这种风气发展为这位民族诗人（杜伯莱）主张的那样：竞相“玷污古典时代的神圣遗物”。
十七世纪，法语与拉丁语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时代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人们不再倾心于十二世纪时（Bernard de Chartres）描写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人”形象了。这些“新人类”对自己的语言充满自信，开始推广一种能够取悦读者的译文，译文要求达、雅、纯，以及吸收了这些优点的语言品味。“不忠的美人们”（Les belles infidèles，这是十七世纪时Gilles Ménage的称谓）就是所谓的以民族为中心的译本，譬如Abbé Prévost——即英国作家萨穆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帕美拉》（Pamela）的译者——毫不犹豫的删除了无用的段落和违背法语优美风格的内容。
总之，过去不像今天我们认为对原文忠实是必要的。“信”（fidélité）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因为只有通过提出这个理论德国学究们才有理由对法语的霸权地位提出控诉。就这样，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法语是现代的评判标准（l'arbitre du moderne），就如同今天的英语，是先锋，是近在咫尺的未来……
语言无神论
至少，我们——这里包括了英语这门优势语言的使用者以及其他对英语（打个比方）持有好感的、重视英语在某些领域所谓的功能的人——对语言的力量深信不疑。卡萨诺瓦特别强调了这些现象的述行机制（dimension performative）。这是一种几乎宗教性质的信仰：信仰语言的权力，这等于让语言存在并让语言的等级制度永远流传。但我们能做什么呢？因为不管怎样，一门世界语言必须存在才能保证全球的交流。
首先，卡萨诺瓦回应道，我们必须采取“无神论”的立场，也就是说不要相信法语更优雅或者英语更实用；在需要的时候使用世界语言，并且牢记，说一门语言，指的是无意识地接受它的“范畴”，它的思考模式与它观察事物的方式；在不必要的时候避免使用这门世界语言，并且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坚持“每个人说自己的语言”（chacun dans sa langue，直译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语言里”）这一原则。
最终的审判是沉重的：语言的全球化和互相渗透（但总是单向进行的）使得统治变得愈发势不可挡。为了放松钳制并确保多元化的存续，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地反思语言与文化，并一改故辙，背离现有逻辑，与现有逻辑保持更远的距离。又或者，像持有相似观点的美国理论家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提倡的那样：在“不可译”（l'intraduisible）的保护伞下避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