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一个世纪，整个世界
作者：蒂凡讷·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
译者：马各
原文链接：Ulysse, de James Joyce : un siècle, le monde entier (en-attendant-nadeau.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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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2日，得益于西尔维娅·毕奇（Sylvia Beach），英文《尤利西斯》在巴黎由莎士比亚书店（奥德翁街，12号）出版。出版日正好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生日，那天他四十岁。他生于1882年2月2日。2022年2月2日，我们纪念这本小说诞生一百年，也纪念乔伊斯诞辰一百四十年。曾参与2004年出版的《尤利西斯》合译本翻译的蒂凡讷·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正在筹备一本关于她与詹姆斯·乔伊斯的渊源的书，题名为《乔伊斯——母语》，这本书将在2022年末或2023年初出版。在本文中，借着百年纪念之际，她将为读者介绍《尤利西斯》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的原因，并提请读者关注菲利普·福莱斯特（Philippe Forest）的一本议论文的再版，以及杂志《欧洲》的一本特刊。
菲利普·福莱斯特，《许多天——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Beaucoup de jours. D’après Ulysse de James Joyce），伽利玛出版社，全书442页，售价22欧
《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年》，《欧洲》，第1113-1114期，2022年1月-2月号，全册380页，售价20欧
思考文学解放的方法有许多种。可以是从同时决定语言和某个场域的规范和背景中的抽离，这就是先锋派或者文学自治。不过解放也可以是更加激进的，即在自治概念爆发的同时，进行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将带着文学的想法和所有保卫文学的体制部署进行。
在达到世界性之时，《尤利西斯》拔掉了它的民族性的锚，还有它偏重的立场。相应地，它围绕自身创作出新的社会性，深深地令文学权威的观念产生转变。
我提议这样思考：乔伊斯的这部作品的颠覆性源于它的语言和政治，可以说其政治就是文学的绝对（l'absolu littéraire）的概念，这个概念当时在法国也被置于这场战斗的旗帜下。如果说，在后殖民背景下，乔伊斯解放了语言和民族，那么在法国他解放了信息。对于当时为这位作家在法国的闪光做出最多贡献的杂志《原样（Tel Quel）》而言，乔伊斯的小说什么也不“说”，而是“通信”。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也这么认为。最近出版的团体交流的通信（见De 1946 à 1999, les lettres inédites du Nouveau Roman (en-attendant-nadeau.fr)；伽利玛联合午夜出版的通信集，名为《新小说——1946至1999年间的通信》，全书325页，售价20欧）让我们了解到，正是通过阅读《尤利西斯》，阿兰·罗伯-格里耶才想要写作（他在一封给克劳德·欧利耶Claude Ollier的信中详细描述过原由）。1988年，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在和阿兰·温斯坦（Alain Veinstein）的无线电通话中坦承：“是乔伊斯和福克纳教会我阅读”。我们在乔伊斯身上认识到的是：讠言(译者造字，以翻译langage，可读作yǔyán)的不明确性是首要的，为了能够被理解，到底该趋向一义性还是认识那些最终能够和人物紧密联系的人（男人或女人），这并不重要。
照片：《尤利西斯》出版时，西尔维娅·毕奇和詹姆斯·乔伊斯在莎士比亚书店（1922）© Courtesy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然而，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中，乔伊斯的作品也能够引发对某些受支配的文学的自主性的思考，它赋予一部作品永恒的、不固定的和能被所有人适应的运动。这本书令人醒悟，至少它表现的文学的价值和理想（原创、完成品、风格等等观念）是这样的。因此，《尤利西斯》能够打造一场有着无尽回响的事件，并且，这场事件无论如何都定义了我们今天所重视的文学的概念，尽管还不能说这概念掌握完全的优势；同时也用先现代的形态更新了文学的构想。
这场事件即集体作品的事件，或者可以被称作是文学集体主义的事件。文本——我主要说的是《尤利西斯》，但也许更应该是《芬尼根的守灵夜》——引导着一些团体的参与和行动：首当其冲的是读者，其次是编辑、译者、其他作家、机构，都受邀参与作品无休止的诞生、它的“正在形成”。
这件事在乔伊斯还健在时就开始了，自《尤利西斯》初版在巴黎以英语发布以来。文本不在它的故乡、不在原语地的发布， 如果这不是唯一一例，却也已经引发了以下的结果。首先，它的翻译和它的出版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其次，需要通过许多媒介，这部作品才被带到英语国家。最后，由于在英语国家很快就被禁止（大不列颠和美国），直至1934年才在美国、1936年才在大不列颠被解禁以前，这本书在许多作家之间只能暗中传播。应当对这具话题性的情景做些统计，即我们在许多美国现代主义叙事里能找到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把《尤利西斯》装在有夹层的行李箱里携带。亨利·罗斯（Henry Roth）在《激流的怜悯》（Mercy of a Rude Stream, 1994）中详细描写他小心翼翼地用行李箱运书的方法，以及在阅读海关片段时的汗水直流；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小威尔森和大造物主中》（Little Wilson and Big God，1986）中讲述一位老师如何从已经由纳粹掌控的德国将《尤利西斯》撕成碎片藏在衣服下面带给他的故事。
这本小说在撰写初期曾刊登在美国出版的杂志《小评论》（Little Review）中，还在创作中的小说在1919年以污秽下流之名受到起诉，而后便是直截了当的禁止。此事件让一些出版物变得有风险。一些专家认为，出版方面的困境也许倒是让乔伊斯解放了，因此能够更彻底地实现他的美学计划。所有的障碍更像是激励，而非阻碍。甚至就是在作品的孕育阶段、在接收和制作之间，像丹尼尔·费瑞（ Daniel Ferrer）在2001年说过的那样：“通过违抗和屈从、预测和已执行事实的复杂博弈”，最初的相互作用已不言自明。
这次具有戏剧性的审查令《尤利西斯》卷入一整个社会性，特别是牵涉到许多勇敢的女性、女编辑（《小评论》的女撰稿人玛格雷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和简·西普Jane Heap、在法国出版该书的西尔维娅·毕奇）、一些邮政员（在第一次遭禁后拿到那几册刊载这本小说的《小评论》的那些）、一些审判员、一些社论撰写人，他们都为这本书辩护。另一些牵涉到的人是那些以刻毒的方式将小说举报的人、那些1922在福克斯通扣押了五百份初版书的海关人员和直接把书付之一炬的人。还有，就是那些想尽办法撤除对这本小说的禁令的出版人们（美国的兰登书屋在1932年进行了诉讼：“美利坚合众国vs詹姆斯·乔伊斯的一本名为《尤利西斯》的书”）。这部书的转化能力甚至被这样强调：“遭禁在乔伊斯这本小说的转化特性中扮演要角。《尤利西斯》不但改变了本世纪的文学进程，也改变了法律眼中的文学定义。[1] ”特别是，淫邪或色情的定义在法律看来不再一样了，当那些场景不是有意“刺激性欲”的时候。
照片：詹姆斯·乔伊斯（摄于1920年左右）© D.R.
我们看到空缺（这本书的缺席）如何能召唤完整，围绕《尤利西斯》形成的这样丰富的社会性，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尤利西斯》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未读书籍。我的意思是知道这本书却根本没读过的人比起知道经典名著却没读过的人的比例要高得多。
这样丰富的社会性集体化了这部作品，这样的盛景如今在那些著名的布鲁姆日（bloomsday，每年的6月16日）依然得见。我用了复数冠词“那些”，因为6月16日不仅在都柏林被纪念，还在费城、墨尔本、蒙特利尔、纽约和世界上许多其它地方被以更加有限的或更加明确的方式纪念。在导游网站“ ireland.com”上，人们甚至以更无拘束的方式提出不阅读（non-lecture）的论据：“就算您从未翻过一页詹姆斯·乔伊斯的标志性小说《尤利西斯》，您永远能享受布鲁姆日。”这难道不是人们今天所说的“书外（hors du livre）”文学？我们可以留着疑问，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本书的行动领域的奇妙延展，这部小说在我看来像是它的集体化的形态之一，直触文学的本义。
菲利普·福莱斯特对这些深有感触，他完全抛弃了《尤利西斯》是本晦涩的书的想法，并且写出一本同时讲述作者和作为读者的他的书。讲述的方式依照小说本身的进程展开，如“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的那一节：“我们穿过自己，遇到些有才能的人、幽灵、巨人、老人、青年、夫妇、寡妇和丑陋的连襟。但我们总会遇到自己。”《许多天》首先由塞西尔·德弗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又在这百年庆贺之际由伽利玛出版社再版。书中，菲利普·福莱斯特循着《尤利西斯》的各个章节游移，对它们进行说明、评论，最重要的是带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书，以第一人称与这些章节相遇。他因此造就一本双导读，即是《尤利西斯》的，也是他自己的作品的。这本书不仅明晰而且感人，在书中，一日之旅与许多天的旅程重叠。《等待纳多》（En attendant Nadeau）将会在下一篇关于菲利普·福莱斯特最新的小说《皮影戏——影的戏剧》的文章中再继续讨论他的这本书。
杂志《欧洲》的特刊《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年》是引人入胜的。其中刊载的、和菲利普·福莱斯特进行的访谈，补充了《许多年》所缺失的前言；此外，得益于特刊协调人马修·俊（Mathieu Jung）的提议，书中还包括一份有关《尤利西斯》的年表。为纪念雅克·奥博特（Jacques Aubert），乔伊斯在七星文库的和2004年版译本的编辑主任，这一期还刊出马力欧·普拉兹（Mario Praz）、艾弗格尼·扎米提（Evgueni Zamiatine）、赛尔格·艾森斯坦（Serguei Eisenstein）和乔吉亚·曼加内利（Giorgio Manganelli）未发表的法语文章，以及若干敏锐和清楚的研究，特别是瓦雷利·贝内加（Valérie Bénéjam）的关于乔伊斯和反犹太主义的关联的研究，还有皮埃尔·文克莱尔（Pierre Vinclair）的有关“太阳上的牛”的研究，或者还有丹妮埃尔·康斯坦丁（Danielle Constantin）的关于杰克·凯鲁亚克的乔伊斯式想象的研究。这本特刊的重点是两篇献给雷奥帕德·布鲁姆和茉莉·布鲁姆的两个孩子——胡迪（生下来第十一天夭折）和米莉的文章，它们与百年纪念的多个年代的影响产生着共鸣。
[1] 凯文·伯明翰（Kevin Birmingham），《最危险的书：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兰登书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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